“把握时机，一次到位”

正是在上述“纯为闹剧、不足为惧”，“野田首相左右为难”，“国有化也有其正面作用”等舆论诱导的攻势声中，不少日本鹰派战略家纷纷出谋献策，主张当局把握时机，得寸进尺。其理论根据是，“百病丛生、难题堆积如山”的北京，此刻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政策，更遑论允许民众上街示威抗议。道理很简单，对于当局来说，特别是在十八大召开前夕，没有什么比维稳更重要。

针对这些谋士的冒进主张，日本国内也有一些同样出自日本“国家利益”立场，不反对行使“集团自卫权”，但却担心过于偏激的做法将使日本在外交上从主导地位转为被动的官僚和学者。持此类观点者包括前外务省条约局长东乡和彦等。他们认为，当局一口否定中日两国之间存有领土纷争的说法，未免过于勉强，在国际社会欠缺说服力，也与日本要求韩国对竹岛(韩国称独岛，并否定日韩之间有领土纷争)问题进行谈判的立场自相矛盾。

但这些相对“稳重”、“洞察国际形势”的“国际派”(实际上也是“国益派”)保守人士的看法，并未受到重视。因为在野田政府及其智囊们看来，正如一名已故日本“中国通”数年前鼓动小泉首相大胆参拜靖国神社时所持的立场与献策一般：只要事前进行周密的安排，并做好心理准备，日本忍受得起与邻国在一定时间内的关系恶化，问题不会坏到哪里去。

“大局为重”与“斗而不破”

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和结论，自认为摸清中国底细的“中国通”深信，中国对日问题的思考，归根结底，离不开“大局为重”与“斗而不破”的套路。所谓“大局为重”，在东京看来，其实就是能忍则忍，即“小不忍则乱大谋”；至于“斗而不破”，则被他们解读为隔靴搔痒、“坏不到哪里去”的理论依据。

为此，这些谋士建议在领土问题(或者历史问题)向前迈进一步的同时，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并加强外交与文化交流(渗透？)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只要这经济、外交与文化“三管齐下”，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石原、野田双簧剧之所以越演越逼真，“中国通”的上述调查与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不过，在日本9月11日“购岛”之后，北京当局及中国各地民众的强烈反应，不能不说远远超乎了野田政府及其智囊的意料。原本试图游说北京相信“国有化”对中国也有好处的《朝日新闻》，不得不惊呼“日中面临最大的危机”，呼吁日本政治家在采取“毅然”态度的同时，倾其全力搞好外交工作。

与此同时，不少日本主流媒体在刻意突出“反日”群众“暴徒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愤怒的中国这回“真的很生气”。中国海洋局派出海监船巡航是一个例子，当局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理性爱国”的群众游行示威以表达其不满情绪，是另一个例子。至于商务部官员表示“中国消费者有以理性方式表达其看法的权利”，更被敏感的日本评论家解读为迄今为止让日本占尽便宜的“政经分离”美好时光可能将一去不复返。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强调经济制裁是“双刃剑”，认为中国不致于动用这一武器，但却掩盖不住他们对战前“抵制日货”时代的恐惧感。毕竟，已经“丧失了20年”的日本经济，经不起新一轮的经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