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真正崛起，必须在知识上扮演一个有力的角色

记者：现在都在谈论中国的复兴，有的说再过五十年，有的说还需要一百年。您认为，什么时间或者达到什么状况就可以说实现我们所说的“民族复兴”了。民族复兴的标准是什么？ 现在我们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全球建孔子学院，传统文化走出国门，是不是就意味着民族复兴了？

郑永年：文化概念当然非常重要。过去大家对中国崛起的理解过于简单了，GDP总量有多少，中国世界上排名在多少，经济第几位等等。前天我们就讨论了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真正要崛起，就看哪一天中国对世界知识体系的贡献，是否在知识上扮演一个有力的角色。以前英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在于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知识体系，就是古典自由主义体系。

记者：是不是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

郑永年：对。再看美国，美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增大，再生能力增强了，更是自由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贡献。美国的和英国不太一样，美国的贡献表现在对整个金融制度和世界贸易制度的建设，还有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贡献包括“马歇尔计划”等。你有了经济能量以后看怎么去用，这既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又能符合其他国家利益，如果光照顾自己的利益，你是自私的，你就扮演不了一个国际的领导者的角色。相反，你既要利己，也要利人，你所做的既符合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又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现在我觉得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但是中国机会是有的。美国和西方有很多既得利益，在国际经济体制上来说改不动了，正因为西方改不动了，中国才可以更好地扮演改革的角色，比如说中国的环保经济，如果做得好的话，既可以像美国的IT经济一样找到中国的新经济增长点，又可以符合世界上所有国家期望实现环保经济的要求。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还有一个方面，既然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破产，中国如果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均衡处理好了，同样也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中国的发展空间很大，看你怎么样去界定，看你怎么去做。

至于像建孔子学院，传播文化是要有的，但一定要有主体性的东西。其实语言并不是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在学中国的语言，当外国大量的人来学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这就好了。光学语言只是一个方面。

记者：现在大学的教学体系，法律也好，经济学也好，管理学业也好，都是西方的。

郑永年：什么时候我们能提供这样一套体系，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