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第二次分离的问题。目前全国各地的土地自愿的、有偿的转包有几种类型：一是亲友之间自发转包；二是向专业的经营户转包；三是向合作社转包，四是向资本农业转包。各地目前土地转包的情况如何、转包率的高低、转包种类的多少、对农业和农民有何影响，这些都值得关注。

另外，如果实行土地转包，那么法律应该保护承包权还是经营权？一般情况下，转包时间长，对经营户有利，反之，对承包户有利。承包户外出打工，如果因工作不顺心等情况，想回家继续种地，如果土地转包一两年，可以在短期内收回，但是如果转包十年、二十年的话，比较麻烦。但是，如果转包时间不长，如何进行土地上的投入以及土地的中长期规划？

第三个是宅基地问题。既然宅基地是集体所有并且给农民使用，那么农民的宅基地能否集体联合起来进行房地产开发？像城乡结合部产生的很多小产权房都是由此引起的。非农使用的宅基地能否进行此类利用，以使得城乡结合部的这种土地的增值部分归集体和农户所有？

第四个是农田水利建设问题。近两年，南方的旱涝比较严重，中央下决心要解决农田水利的建设问题，补清改革开放 30 年来对中小手工业以及抗旱投入的不足。如此大量的自上而下的投入，如果没有农民的组织和参与，会导致地方大量的腐败，如何来进行财务监督？ 2004 年税费减免以后，各种各样的转移支付也到了农民手里，但是这些年来农民对基层的观念和基层官员的评价没有升高。历史还在那里流淌，没有变，历史很多的东西发生了，就一直会流淌到现在。有些历史表面被中断了，它的主流还在那里流淌，对于流淌到现在的历史，如何评价？考察当代反复发生的事情，是缺点我们就改正，是优点我们继承。

第五个是农民工和城市化的问题。首先，中国几亿农民的城市化到底怎么解决？在中国，是不是让农民搬到县城、省城和特大城市里面去才叫城市化？这个需要考虑。一般来说，按照现代化的趋势，大量农民搬到城市，农村的劳动力迅速减少，人均耕地面积扩大，适度规模和大规模的农业出现。但中国人口集群庞大，能不能按照一般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来理解，需要作一个新的界定。

其次是城市化和行政区划的关系。城市化的主导是各级行政还是全国意义上的宽泛意义上的利益集团？这是一个问题。

再则，农民工制度已经维持了 30 多年，能否长久地维持下去？城市这一农村劳动力输入地对农民工不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把对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的保障交给土地和农村，这样的制度安排对劳动力输入省份和用工单位有利。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高流动不利于形成阶级意识，高流动便于统治，不便于管理。劳资的关系不会形成大规模的冲突，但地方对这些高流动人群的管理会遇到一些问题。“ 80 后”、“ 90 后”的新一代农民工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化长久滞后于工业化。

最后，重庆经验是不是为我们提供一种标准的答案？需要重新思考。重庆把农村的户籍制度改革和房改、土改结合起来，形成“地票制度”。在保留农民的宅地、耕地和林地的同时，给进城农民以 5 种保障，可不可能？另外，重庆是解决本地农民的进城问题，像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外来农民进城，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