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是很喜欢当官的。无赖地痞如高俅、魏忠贤之流自不必说，就如李白、杜甫如此清高之大诗人，也在为一辈子当不了什么像样的官而耿耿于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然而“学而优则仕”，几千来中国读书人满脑子的梦想也是为了图个功名。所以其他如科技、商贸等，则根本不会在意，即使有，在中国历史上也不过是个摆设，否则，也不会靠着“四大发明”吃了上千年的老本，压的老外上千年抬不起头。只要老百姓能吃饱，不造反，当官的就心满意足，一切OK了。

　　当官的魅力究竟何在？这地球人都知道，当官基本上超额解决了人活着物质层面的所有问题，即财富、权力和名誉。不仅如此，当官也实现了相当一部分精神层面的问题，即自我实现。当落魄刘邦见到秦始皇巡游时的威风八面时，不禁叹道：“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当然，全面解决精神层面上问题的应该是艺术家等。但艺术家却经常挨饿，而且容易得神经病，像凡高一样。所以显然在这功利为主的世界里，当官更受欢迎。

　　在财富、权力和名誉三项中，一般当官的最看重哪一样？激进型的喜欢权力，认为有权力就有了一切，至死权力不肯放手。萨达姆就是典型。稳健型的官则喜欢敛财。官场有风险，说不定哪天就下来了，但有了钱财积累，一样可以衣食无忧，惠及子孙。远者如和坤，近者如阿扁。所以，能抓住权力最好，万一抓不住，必须要积累财富，以备不测。敛财，成了当官者自我保护的最后防线。人既然走到了当官的这个位置，一旦有了人上之人的优越感，以及可能随时掉下来的风险意识，他们在平日想做的最优选择，就是敛财。

　　于是，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行径出现了。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二）

　　“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命，何虑天下不太平？”岳飞写完《满江红》后，把毛笔扔掉后说道。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腐的历史和官史差不多一样长。小偷出现了，警察就开始忙活了，然而这小偷的背景和权势往往比警察大，这问题就变得复杂。庄子在两千年前就发过牢骚：“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文人经常能发现社会的真理，但却基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常常是“让人欢喜让人忧”，喜欢的时候把你捧捧，烦的时候就干掉，“焚书坑儒”，再给你玩个“文字狱”。

　　反腐的手段却似乎十分有限，想起来不外乎小人检举揭发，阴谋谄害，然后龙颜大怒，抄家，或者满门抄斩。把检举监察工作做的最彻底的，据说还是武则天，在闹市处设一个大铁箱，人人可检举揭发官员过失，唯女皇一人可看到信件。凡检举有功者，封官进赏。一时间搞得众官员人人自危，皇帝倒成了天下最安全的人。

　　腐败是减少了，滥杀无辜却增加了。仍然不是和谐社会。

　　（三）

　　人之初，性本善，我以前以为是正确的，现在却看到了它的错误。人的欲望如果不受到社会制度的约束，将无比可怕，造假药、酿毒奶就是血淋淋的人性失控。所以从这个角度，有效制度的建立，即是标，也是本。清官清官，不是理想，也是绝对少数。寄希望于官员的人品都像诸葛亮包公似的，只能是乌托邦。对于反腐，应该有强有力的制度。

　　历史走入了公元2008，这个制度却出现了，竟然还是出现在瓜果和羊肉飘香、以自然和民族风情闻名于外的新疆，就在那中国最偏远、纬度很高、极为寒冷的阿勒泰。不到半年，100万赃款在威慑之下被吐了出来。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让官员的财产暴露在阳光之下，实在是一件让他们很痛苦的事情。至少是极不习惯。

　　有人欢呼，说其历史意义不在1978年凤阳小岗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

　　（四）

　　《大宋提刑官》最后一集有段有趣的情节。宋慈经过千辛万苦，收集了当今朝廷众多官员的贪污不法的证据，并一一当面给皇帝指证。不想皇帝却不感兴趣，大打瞌睡。当打发宋慈走后，这几箱“赃证”却在皇宫内突然莫名烧毁了。在宫外焦虑不安的众大臣，见之喜出望外，纷纷山呼万岁。而宋慈却只能愤然辞职，回家悄悄写他的《洗冤集录》去了。

　　皇帝明白，按照刑律，诸大臣非诛即贬，朝廷将为之一空，谁还再为皇帝效命？皇帝或者还明白，不让官员捞点实惠，贪点占点，谁还会来为他效命卖命？

　　名利名利，无利之名，岂不成了虚名？

　　或许，高薪养廉，也是不无道理，一则官员财产公示，还官员财产之清白，二来以高薪供之，得之以实惠，吸引社会精英，为大众去服务。

　　如果当作官真成了无利可图的买卖时，那谁还会去当官呢？（傅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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