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自称“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茅于轼的这句话在互联网上激起千层浪，网友们纷纷针对其言论发表看法。（3月19日《信息时报》）而据新浪网的调查显示，超过75%的网友表示反对，认为穷人也有享受独立厕所的权利，严格审核申请人财产才能防止富人购买。

反对也好，赞成也好。茅于轼先生说“为穷人办事”的热心是不容置疑的。廉租房应该成为穷人独有的福利，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而要让廉租房制度真正成为穷人的福祉，对某些富人不拿白不拿的浑水摸鱼行为必须设防。富人入住廉租房，不仅让廉租房制度设置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而且会加深社会阶层的裂痕，对社会和谐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怎样防止富人对穷人福利的篡夺，保证廉租房里住的都是穷人呢？众人的争议就在这里。打个比喻，我手上有个东西，别人对他垂涎三尺，保其不落入他人手的方法大概有两个：一是想方设法让别人抢不了，二是把东西打坏，告诉他这是次品，让他顿时失去抢的兴头。观照“廉租房不设厕所”的争论，大部分网友的观点属于前者，建立严格的财产审核和监管制度，让有钱人抢不了；茅于轼先生的观点属于后者，都不建私厕，富人自然就不会跑进来与穷人“共厕”了。我很赞同前者的观点，穷人也应该享有独立厕所的权利，而且通过严格的财产审核和监管制度，富人自然就不会跑进来了。可就近年轰轰烈烈的制度建设以及所产生效应来看，我认为网友的看法未免太理想化，相反，茅于轼先生的观点则非常务实，这种务实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更是对制度效应的一种反讽。

制度是个好东西，但再严格的制度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这些年来，制度意识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全民共识，制度改革也已经席卷了权力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但在高呼“制度万能”的同时，我们的制度决策与制定，往往停留在要怎样的层次，而没能从根源上分析不这样会怎样的问题。就以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为例，现在全国各地都有相关的财产审核和监管制度，一些地方对腐败交易还有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但严格归严格，富人侵占穷人福利的事件还是不断发生。打个比方，我自己是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标准的，但我跟那个主管部门领导很熟，让他给我弄一套，而他又跟他的上级领导很熟，一桩腐败交易就这样完成了，谁也没事。

近年来，我们在权力领域的制度设置是越来越严格与规范，但腐败现象还是愈演愈烈，道理也在这。有严格的制度而没有严格执行的人，再怎样高呼“制度万能”也是无用的。几千年来，我们都是“人情社会”，暗箱操作“潜规则”的流行本身具有很深厚的社会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制度设置如果只为适应时势，依旧“自己监督自己”，即使诸如“官员财产申报”这样的先进制度能付诸实施，最后还是不免沦为表面文章。

可见，当前制度建设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制度本身不严格，而在于执行不严格。有没有什么法子让制度执行严格起来？有，引入“纳税人说话”机制，这些年来网络反腐的成功案例，就说明这比“自己监督自己”的内部反腐体制要有用得多。只有引入存在利益博弈的监督制度，才能激活其他制度，让权力者战战兢兢地严格执行制度。遗憾的是，在所有的制度建设中，“纳税人说话”制度最顺民意，但在千呼万唤中却始终只是迈着“龟步”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