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湖南永兴县举行打黑除恶公捕公判大会，60名黑恶势力犯罪嫌疑人被公开宣捕，20名被告被公开宣判。当地上万名干部群众和学生纷纷前往观看。（3月24日中国广播网）

毋庸置疑，打黑除恶对于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打黑除恶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采用“公捕”的方式值得商榷——“公捕”虽然对于营造政策攻势、震慑犯罪有不可否认的作用，但打黑除恶的义举也必须在法的框架内执行。

公捕、公判、游街示众，被普遍认为是以一种恶对恶、暴对暴的“法律恐怖”，是以摧毁人的尊严为目的的“法外之刑”。这种司法陋习，因其违反法治理念而早已被宣告不法——2003年，最高法院《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准公审公判，坚决反对集中宣判和执行。

“公捕”是有罪推定的产物，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也就是说，在人民法院有罪判决生效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

而“公捕”恰恰就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进行先入为主。因为一“公捕”，社会舆论就已经认为该犯罪嫌疑人肯定有罪。犯罪嫌疑人的民愤被激起，广场效应也就产生了。事实上，“错捕”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公捕”则使无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名誉受到难以挽回的损害。

“公捕”有侮辱公民人格嫌疑。逮捕只是一种强制措施，而非最后的刑罚。无论掌握犯罪嫌疑人多少犯罪证据，法律可以通过程序剥夺其自由、财产乃至生命，但却不可以剥夺其一般人格权。

1988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重申：各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务必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如再出现这类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12条增加“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 规定。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明确规定：无论对于已决犯还是未决犯，在被送入或者移出羁押场所时，“应尽量避免公众耳目，使他们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宣传。”犯人都可按照《监狱法》享有他们应有的尊严和人格，而对于未经人民法院宣判的犯罪嫌疑人，“公捕”和“公判”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公捕”使执法失去严肃性。在实践中，有的把已羁押的人犯，又拉到公捕公判大会上公开宣布逮捕；有的对已批准或决定逮捕的人犯，不立即执行逮捕，而等待“公捕”，拖延了时日，有可能导致嫌疑人串供甚至逃跑。

莫让合法的打黑除恶变成非法的以暴制暴。公正的法治程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通过程序实现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通过程序来实现。打黑除恶的初衷固然正义，但正义的初衷显然不能以非正义的手段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