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行医近二十年的医生，一位在旁人眼中“很漂亮”的男子，一位经常为邻居老人免费义诊的好人，却选择在仲春之初的一个上午手持尖刀恶意伤害13个稚嫩孩子的生命。事发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并顷刻间打破了这个山区小城的宁静。若干年前，《南风窗》知名记者章敬平曾经深入南平地区采访调查，以环武夷山地区的三农问题改革实验为题材写成了一本《南平寓言》。而当笔者在第一时间听到“南平血案”时，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这又是一个“南平寓言”。

凶手郑民生系失业医生，半年前刚从南平市延平区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辞职。根据媒体报道，郑民生在行凶现场被制服时，疯狂大叫:“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多杀一个赚一个!”这是一位疯狂复仇者的犀利表达，他对社会已毫无眷恋并企图让更多人与其同归于尽。事发当晚，南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这起凶杀事件定性为恶性杀人案件。

笔者留意了媒体对这起凶杀案件的叙事角度，发现各方舆论倾向于把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引发惨案的心理内因，对杀人者的“精神疾病史”和“心理孤僻史”进行悬念化的处理；第二，对案发现场的补救性和预防性治疗，主要是对身体创伤者的全力拯救和对心理创伤者的心理诊疗。笔者并不曾致力于社会突发事件的干预性研究，但对于眼前媒体通常遵循的叙事路径心存两个疑问:

第一，对心理内因的强化叙事容易将这起特大惨案引向个案的结论，从而弱化事件本身的社会关联度。以笔者的学识为限，国内外社会学者留下了不少关于自杀行为研究的经典文献，他杀研究却较少。但从直觉上讲，南平凶杀案是一起社会关联度相当高的他杀事件。再换个角度来说，杀人者是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完成一种社会性的自杀。即使杀人者的个人心理问题是导致这起惨案的重要因素，我们也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下如何让那些心理患者获得适得其所的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