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清晨，湖北武昌大东门公交车站发生令人唏嘘一幕：一名农民工扔烟头，被市容监督员捉现行。捡起烟头后，执法人员仍要秉公执法，情急之下，该农民工双膝下跪求情。该场景被一名网友拍照，事后上传至微博，一时引起波澜。当晚，武昌区城管局紧急介入调查，称执法本身并无问题。（8月26日《北京晨报》）

在传统的伦理叙事中，弱者往往占据道义优势，成为被同情、被声援的对象；而强者通常遭受固有成见和群体情绪的影响，成为被质疑、被指责的对象。强弱有时候泾渭分明，有时候却暧昧难清。在有些城市人看来，市容监督员是低人一等的弱者；但在农民工看来，市容监督员却成了高人一等的强者。

农民工扔烟头，是一种生活习惯，图的就是方便省事；市容监督员执法，是一种职务行为，讲究的是公共秩序。对于辗转于农村和城市的农民工来说，在农村随处可扔的烟头，在城市里却有可能接受规训和惩罚。当农民工的生活习惯遭遇市容监督员的角色规范，二者的观点碰撞和利益博弈就在所难免。

作为一种表演式抗争手段，农民工“下跪门”的目的并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表演仅仅是利益诉求表达的外壳。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下跪具有示弱效果；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下跪具有“倒逼”功能。对此，社会学家斯科特早有精彩论述：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弱者往往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网络，以一种无奈的低姿态的反抗方式进行利益争夺。

神奇的网络，再一次以独特的力量，改变了社会生活；经过网络发酵，农民工“下跪门”迅速从个体事件演变为公共话题。随着社会的进步，无论是面对社会生活，还是权力运行，公众目光的重心已经逐渐转向了程序的正当性与具体的权利本身。因此，我们在评价农民工“下跪门”的时候，不妨从两个角度入手。

对于农民工来说，城市化不是简单的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空间的置换，而是一个学习城市生活方式、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长期过程。乱扔烟头也好，随地吐痰也罢，归根结底是一个文明素养问题；对不文明行为进行罚款虽有必要，但不是根本目的，不可本末倒置。

一方面，我们在关注农民工的生活逻辑的时候，不妨多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在加强社会保障的同时，努力提高农民工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在追求城市公共秩序的时候，不妨在坚持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有差异性地对弱势群体给予人文关怀。如此，农民工“下跪门”或许不会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