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日前出台《关于加强出租汽车管理提高运营服务水平的意见》，从出租车定位、体制机制、运营模式、政府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等方面提出“一揽子综合措施”。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多项措施直指出租车企业，包括改革承包金制度、控制企业利润水平等。北京市交通委新闻发言人李晓松表示，此次出租车改革已触动了“根上的问题”。（4月17日《新京报》）

北京拟提高出租车运价的消息近来引发热议，虽然有关方面表示“调价产生的收益将主要给出租车司机”，但似乎消费者不满意，出租车司机也不太领情，他们担心运价上调会导致打车人减少，生意反而不好做。实际上，很多出租车司机意识到提价是把双刃剑，他们更希望降低“份子钱”，并时常对出租车公司的畸高利润耿耿于怀。

我国出租车行业矛盾重重、问题多多，似乎总是搞不好：乘客嫌贵，还经常遭遇“打车难”；司机喊累，收入却与付出不相称；出租车公司旱涝保收，还动辄要求涨价；政府部门左右为难……

症结在哪里？追根溯源，我认为在于出租车行业模糊不清、不伦不类的角色定位。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行业市场化，有些行业公益化，但出租车行业显得两头不靠——说它是市场化行业吧，政府却实行准入管制、牌照管制、数量管制、价格管制；说它是公益化行业吧，出租车公司却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己任，出租车司机则风险自担、自负盈亏。

这种不尴不尬的角色定位，使得出租车行业中各方关系从来没有理顺过。政府垄断着运营权，出租车公司拍得运营权后，又凭借运营权而一本万利，对出租车司机形成利益垄断。所谓“份子钱”，说白了就是一种“垄断租金”，出租车公司不是凭借经营，而是凭借垄断获取畸高利润。正因为出租车公司获利太多，才导致司机对收入不满，乘客对价格不满。以此观之，北京市打算制定承包金改革措施、控制出租车企业利润水平，这一改革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值得肯定。不过，要说出租车改革“根上的问题”，恐怕更在于给出租车行业一个明确而清晰的角色定位——

如果政府认为出租车行业承担着公共交通的职能，应具有公益属性，就应将出租车服务界定为公共品，在管理模式上向公交车行业看齐，在出租车准入、数量、运价上全面实行政府管制，并破除行业暴利，加大政府投入，为民众提供质优价廉的出租车服务；如果认为出租车服务不应是一种公共品，或政府无力提供这样的公共品，就应该放开管制，实行充分的市场化，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出租车行业，并且允许个体经营，以充分的市场竞争理顺各方关系，同时促使出租车运价趋于合理。

据悉，伦敦的两万多辆出租车中，三分之二的司机都是个体经营户，纽约也是如此。人家放开了出租车行业管制，并没有出乱子，政府反而乐得清闲，何乐而不为？实践证明，所谓“一放就乱”往往是杞人忧天，是管制思维和习惯作怪，个中关键问题是舍不舍得“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