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开幕，会议首次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行政诉讼法是我国三大诉讼法中最后修订的，而且它是一部“民告官法”。该法实施23年以来，“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实践过程中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大“顽疾”。 最高法某法官曾坦言：“县法院审不了县政府”成为普遍现象，基层法院的一审功能几乎形同虚设（12月23日，《法制晚报》）。

司法是“终极救济”，是民众维权的最后一道防线，民众穷尽办法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诉诸法律，才会“告官”。“民告官”官司本应由法院对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出司法审查。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民告官”官司不仅立案难、审理难，即便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也往往执行不了。

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讲，行政机关应该配合法院办案，维护政府与司法公信力。“县法院审不了县政府”，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司法权威，使依法维权成了奢侈品，导致不少人“信访不信法”，拿着执行不了的判决书去上访。

修订《行政诉讼法》，给政府违法行政戴上紧箍咒，扫清“民告官”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法律障碍，无疑很有必要。但是，换个角度看，“民告官”的官司立案难、审理难，特别是执行难。除了法律不健全导致了这种“难”之外，更重要的是，不少“民告官”官司背后闪动着权力的魅影。由于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作怪，权力干预法院依法办案的情况屡见不鲜。

法院虽然具有独立审判权与执行权，但是在现实制度语境下，法院的人财物配备都有求于地方政府。对于涉及政府的案件，法院不愿立案，不敢秉公审理，即便依法判决了，也不敢强制执行。因此，除了完善《行政诉讼法》以外，关键要斩断非法干预法院办案的权力黑手，把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

为了打破法院对民告官案件“执行难”的僵局，不少地方都在想办法，此前不少地方法院还掀起了“反规避执行风暴”。有的地方还对执行难的民告官案件实行“一把手包案制”。河南商丘、驻马店、信阳等市的市委书记自发承包执行难案件，结果市委书记承包执行难案件，效果立竿见影，河南柘城县委拖欠当地群众8年之久的印刷款很快执结。法院数年执行不了的县委老赖，市委书记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毋庸置疑，市委书记“包案”执行，对于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减轻法院的执行阻力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领导“包案”并非法院执行案件的正常路径。领导工作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他们的主要精力肯定不能放在帮法院执行案件上面。领导给下属“打招呼”、“下命令”，执行几个有代表性的民告官案件倒还可以。面对那么多难啃的机关老赖骨头，领导不可能事必躬亲，一一包办。事实上，除了领导亲自过问、督促的案子以外，许多民告官案件成了烂尾新闻。何况，领导干预法院办案本身也不合法。

治病先要探源，权力干扰造成的“民告官”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到底难在何处？从长远来看，让法院人财物独立，预算单列，摆脱政府的束缚，执行民告官案件真正做到铁面无私，应该是治本之策。让人欣慰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明确：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一原则性的规定为解决“三难”埋下了伏笔。但是，法院人财物独立、预算单列，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

在法院人财物尚未独立的现实语境下，加强权力约束，减少权力对法院办案的干扰，督促政府遵纪守法、依法行政，也是现实选择。比如，河北省曾发文严查党员、公务员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显示了权力自觉意识，对非法干预法院办案者具有警示意义。如果执政为民的理念真正深入“官心”，权力运行机制健康，监督问责机制健全并得到认真落实，干扰法院办案的权力磁场逐步被法律制度的力量消解，“民告官”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现状会被逐渐打破，司法公信力也会逐渐得到公众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