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上海大学高水平运动员测试中，发现了三个替考“枪手”。在上海，因为严格落实教育部精神，像这样的情况很罕见。去年，某省考场上曾一下子查出了33个替考者。教育部对体育和艺术特长生、高考加分、自主招生等，年年都发布严肃纪律、违规必究的严令，为何作弊现象还是如此猖獗？

根本原因还在于处罚太轻。如果能够像“酒驾入刑”那样施以重典、严格执法，替考之类的作弊现象会大幅减少。作弊者入刑，这在国外、境外通常是严格执行的法令。前不久，韩国法院对四名涉嫌赴韩代考托福和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中国“枪手”作出判决，判处其中两人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两年，判处另外两人有期徒刑八个月、缓期执行两年。以前，也发生过内地“枪手”在香港代人应考托福，考官核对身份证件时发现问题并报警，“枪手”被判入狱10个月。裁判官斥之“明知故犯，令国际认可的考试评估制度受损，行为可耻”。司法层面“零容忍”，对作弊行为有威慑力。

而我们还习惯于将作弊视作一种不道德行为，处理起来“手下留情”。主考单位通常仅对替考者进行批评教育，没收报名资料；对于雇佣“枪手”者，主考单位打电话过去，对方若硬是抵赖否认，说是身份证丢了云云，也拿他没辙，最终不了了之。低成本、高收益，于是“枪手”走俏，“替考”频发。

当下，我国与考试有关的法规及处罚仍显不足。相关处罚分散在《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处罚范围不够广，力度不够大。如刑法中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适用范围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考，而对于高考招生没多大作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将处罚权力交给了“枪手”所在单位，“弹性”太大，对于“枪手”中的自由职业者更无约束力。而即便有法规和办法，在实际操作中，也经常会“从轻发落”。面对作弊行为，本该司法处理的，一些部门只是行政处理。比如，国考泄题事件发生后，经常是由教育考试部门自行组织调查，而不是由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

考试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涉及大多数国民的切身利益。国家级职业技能考试，是入职竞争的重要砝码；高考，是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石；体现高考改革大方向的高校自主招生，基本条件就是确保考试的公平性。因此，呼吁国家教育考试法尽早出台。像“枪手”这样的作弊现象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超出道德范畴，需要通过法律来制约和制裁，更好地维护考试公平。